“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自从1968年席卷西方的“五月风暴”以来，欧美掀起了“性革命”（性解放）高潮,轻率地把人类为生存发展需要而确立起来的性道德一概斥之为性禁锢。童贞、已婚夫妻的相互忠诚被视为迂腐保守，通奸、同居、性乱者被冠以“性伴”的美称，“同性恋”作为“性革命” 的伴生物盛行一时，连娼妓和卖淫也改称为“性工作者”和“性服务”。这场“性革命”给西方社会带来无数少女怀孕、少年妈妈、婚姻破裂、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的儿童身心发育受挫 ，以及性骚扰现象普遍发生等一系列严重后果，也造成了性病，特别是爱滋病的猖獗流行。
　　性行为必须受到约束，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诸多因素，迫使人类在谋求生存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对自己的性行为加以约束。
　　性约束的另一生物学原因是男女婴儿的出生比大致是1:1，男性略多于女性，这就决定了一夫一妻的合理性。
　　性约束最重要的生物学因素是预防性传播疾病，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国际、洲际的人员往来日趋频繁，原来散布于世界各个局部地区的不同性病，也随着人群的大流动面向着全世界蔓延，以致今天在任何一个有人群的地方都可能找到任何一种性病，从预防性病的角度而言，保护人们不得性病是性道德的主要社会功能。在出现性病特效药以前，许多人慑于性病的威胁，被迫接受性道德，不敢轻举妄动。40年代末，美国使用青霉素治疗性病，疗效卓著。这使人们以为从此有可能控制甚至消灭性病。然而事与愿违，到50年代中期淋病的发病人数逐年回升，回升的原因并不是淋病菌抗药，而是青霉素促使人们有恃无恐地参与性乱。这样说，并非否定青霉素本身对人类的重大贡献，而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了性病特效药之后，人类仍然要重视性道德，要约束自己的性行为，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在惨痛的历史教训面前，为了生存，许多西方人又重新约束自己的性行为，开始恢复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性道德传统，我们应当尊重自己的历史，珍视自己的文化，以科学的态度审视西方的“性革命”灾祸，决不能盲目仿效，重蹈覆辙。